月 1 日，感谢父母“不杀之恩”｜单读 6-单读

每年的 6 月 1 日，街道上熙熙攘攘，洋溢着孩童的天真和父母的怜爱。可是，你是否曾经想要逃离这“捆绑的爱”，又是否曾在父辈的价值观中一败涂地呢殷志源离婚 ？单读作者王梆在逃离“原生家庭”的过程中发出思考：父母的爱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和文明的进程一样，是不断学习和认知的结果？
今天的这篇文章摘自《单读 16：新北京人》，作者从中世纪的欧洲出发，回顾了“父权制家庭”背后的社会原因及其历史演变。


英国家庭史一瞥：惩罚与反叛
文｜王梆
父权与自由
每当在地铁或巴士上，看到怀抱婴儿的父母，为了让婴儿能酣然入睡，以手为枕，温暖阔大的掌心像芭蕉叶一样贴着婴儿那蓓蕾似的小脑袋—这一幕总让我分外伤感。这“无条件的爱”，是怎样在一个充满各种教条和框架的世界，一步步地，变得苛刻起来的呢？这双温暖的手枕，有朝一日，会变成扼杀我们心灵自由的手铐吗？类似的疑问和恐惧，自青春期就开始困扰着我。
大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在他的一首诗里说：“自由就是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滋味”金熙秀。我离家的冲动比他的诗迫切。先是经历了中学时代的离家出走，大学毕业后便迫不及待地奔赴北上广，而立之后又逃到了异国他乡……每逃离一步，就离父母，以及他们终身拥抱的体制和价值观远一步。我曾以为这就是“胜利”，但当我看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子女并不需要“逃离”，似乎一出生就享有那种“成为你自己”的自由时，我的胜利感被渐渐击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挫败。

▲吉姆·莫里森。其父亲是一名美国海军，“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激起了他强烈的对抗情绪。
我和父母的交流障碍，以及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父权制度的交流障碍山歌帝，不是简单地，通过人为地制造地理距离就能解决的。在像打捞沉船一样，打捞我那可怜的挫败感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逃离不是出路，我需要的是思考——一种基于理性的，感性的思考。我需要对那些关于爱和权力的“常识”提出质疑：爱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和文明的进程一样施幼珍，是不断学习和认知的结果？在父权制家庭里，权力为什么总是大于舔犊之爱？如果反叛指向的一定是决裂，为什么经历过剔骨还父，甚至“弑父”的西方社会，会出现今天这个以民主权威型（Authoritative）为主流的、亲子融融的家庭模式？
为了寻找启示，我把目光率先抛向了我身处的英国社会，以及构成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

杀子
因受孕而变得无力猎食的熊和狮子，随着分娩期的逼近，它们的饥饿也随着它们的体积而增大，大到足以盖过母爱本能的程度时，它们就会在分娩后吃掉体质孱弱的幼婴。先用舔舐的方式，一如用舌头舔着自己的伤口，然后再撕咬—这新鲜淌血的食物来得如此不易，浪费是可耻的。并非只有犬科、灵长类和啮齿类等动物会杀子（Filicide），极端父权社会里的人类也会杀子。根据《中世纪的孩子：从五到十五世纪》（Children in the Middle Ages: Fifth-Fifteenth Centuries）这本书的资料记载，在大饥荒时期，父母将孩子作为食物先杀后吃的恐怖画面，曾不止一次闪现过。

▲欧洲 14 世纪的壁画
被极度贫困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困扰，把残疾或患黑死病的孩子杀掉，或许是一种慈悲。让我真正感到困惑的是，在那些不为“果腹”主宰的杀子行为里，是什么力量在操纵着父母手中的权杖？这种力量到底有多大—大到足以将“虎毒不食子”这种伦理学的美好愿望，变成一个陷阱重重的黑童话？

没有童年的中世纪
据记载，在希腊罗马（Greco-Roman）时期，父亲可以任意杀死自己的子女而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十六世纪以前的欧洲，“杀子”都谈不上罪行，在整个公元前 332年到十六世纪这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严厉的吴兰馨紫，至高无上的家法”是当时欧洲社会的“美德”。从各种留存的史料上看来，虐子现象在中世纪时期极其普遍，当时的家庭史，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说是一部家暴史。而教会是这种“美德”的捍卫者，在意识形态上为各种家暴修筑着防护墙达文西是谁。
根据《中世纪宗教》（Medieval Religion）的记载，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赵菲芸，几乎每个人都对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深信不疑。天堂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获得罗马天主教会的通行证。那不是一张免费的通行证，人们把剩余时间无偿地奉献给教会，像衔枝筑巢那样徒手为教堂的地基垒上燧石，在教会管辖的土地上挥汗如雨，每年交 10% 的什一税（Tithes），此外还要支付可观的洗礼、婚礼和葬礼费。即使目不识丁，人们也毫不犹豫地接受宗教裁判所书写的教条：“婴儿是天生的负罪体，继承着亚当偷食禁果的原罪（Original sin）。”一旦接受了这种罪，它便烙印在出生纸上，周戈楠它是“契约式”的（Contracted sin），出生便是履约。比浮士德和魔鬼签署的契约还要可怕。

▲罗马天主教会中的红衣主教
为了让“天生的负罪体”获得天堂的通行证，对它的“净化”成了父母的首要责任。十二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格拉提安（Gratian）编写了一部名为《格拉提安教法》（Gratian’s Decretum）的早期天主教法典，法典用中世纪的拉丁语写道：“父亲对子女的严惩是一种虔诚”；十四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尔杜斯·德·乌巴尔迪斯（Baldus de Ubaldis）又提出：“将不驯服的孩子用铁链锁起来以达到教化和净化的目的，是合法的。”
英国中世纪的社会精英，也没有超越其时代性。生于 1160 年的英国神学家托马斯·乔巴姆（Thomas Chobham），不但自己热衷于苦修，对他人的皮肉之苦也抱有浓厚兴趣。他在自己的《忏悔总结》（Summa Confessorum）中说道：“惩罚的暴力程度要达到足以摧毁一个正常人意志的程度，比方说死刑和酷刑。”这些理论对父母施加给子女的暴行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安慰剂：“孩子别哭威廉·密里根 ，所有的暴行都是为了那张天堂的通行证。”
在英国约克郡 1279 年到 1281 年间的一起杀子案中，父亲埃利亚斯·萨顿（Elias of Sutton），为了阻止儿子再犯偷盗恶习，把儿子吊在房梁下，活活吊死，随后便逃跑了，法院也不了了之；另一起杀子案爆发于 1329 年到 1330 年间，英格兰中部北安普敦郡的父亲亚历山大·赫威德·巴克比（Alexander Heved of Buckby）用棍棒把儿子打死了，州长抓了他，又让他“逃走”了；1330 年到 1331 年间，同一地区的信徒西蒙·赫里沃德（Simon Hereward），为了加强管教，把病中的儿子打死了，却辩解说他不知道孩子患有严重的身体疾病，于是法官判他无罪，并给孩子发了“疾病死亡证明书”。艺术史家芭芭拉·凯勒姆（Barbara Kellum）在她 1974 年发表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杀子现象》（Infanticide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中指出：“当时的英国皇家法院，要不就是把凶手看作精神病人，要不就是感怀凶手的丧子之痛，大部分杀子行为都获得了宽恕。”可见，在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里，父母疏于惩罚和净化自己的孩子，是可耻的；而惩罚过度，“失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则是值得同情的—法官出于同情，往往会用“不得已的过失”来审视一桩杀子案。

▲古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迷宫
在忒修斯（Theseus，传说中的古雅典国王）时代的希腊神话中，宙斯派遣一头白牛去和克里特岛（Grete）的皇后帕西法（Pasiphae）交媾，这场神谕的、不可违抗的兽交结果是皇后怀孕了，生下了牛头人身的半畜人弥诺陶洛斯（Minotaur）。她的丈夫、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Minos）很尴尬，但并不想杀死皇后的私生子周瞳探案系列，于是把弥诺陶洛斯藏在建筑师代达罗斯（Daedalus）建造的“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去的迷宫”里。这座迷宫同时也是监狱，关押着冒犯王权的敌人和异端，半畜人弥诺陶洛斯派上了用场，它可以把囚犯们慢慢吃掉。
国王米诺斯唯一的儿子安德洛革俄斯（Androgeus）到雅典去参加雅典娜运动节，却在马拉松比赛时被那头让他母亲受孕的公牛捅死了何天心。国王米诺斯认为这都是雅典国王的错。狂怒之下，米诺斯把整座雅典城池变成了仇恨的血塘。他还规定雅典国王必须每年献上七位童子和七位童女，给牛头人身的半畜人弥诺陶洛斯做美食。
弥诺陶洛斯的象征物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翻阅了匈牙利学者、古典哲学和希腊神话研究者卡洛里·克任伊（Karoly Kerenyi）献给荣格的著作《迷宫研究》（Labyrinth-Studien），“弥诺陶洛斯的核心是地狱，是魔鬼，它深藏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毕加索笔下的弥诺陶洛斯
在荣格看来，希腊神话是通过无意识的水光投射到人性幕墙上的大海，包含了存在的各种真相：“神话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精神现象，揭示着心灵的本质。”和荣格一样，我对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论”（Catharsis）没有兴趣，因为我看不到这个神话的精神净化作用，以及它作为“警世恒言”而存在的意义人柱爱丽丝。如果说我真的看到了什么—那里面似乎藏着一张若隐若现的、极端父权社会的权力模式图示。
它似乎是由若干条血红色的平行线组成的。第一条，男性可以任意剥夺女性的权力（盗用神谕，让牛去强奸女性并迫使其怀孕），这种剥夺是通过暴力实现的；第二条，君主掌握着平民的性命，可以任意地让地狱（弥诺陶洛斯）吞噬不服帖的人，包括战俘、异端和囚犯，这种无上的权力也是通过暴力取得的（表面上弥诺陶洛斯是“神”派来的屠夫，而真正的暴力实行者却是君主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宗教裁判所）；第三条，父母掌握着子女的生杀大权，父母只有把孩子（童男和童女）当作牺牲（献给弥诺陶洛斯），才能逃过地狱之劫。
维持三条平行线向前伸展的动力，是代代相传的“地狱恐惧”和“暴力崇拜”，表现为对权力的哀告宾服。
据说忒修斯时代（约公元前九世纪—公元前八世纪），正好是男权逐渐占主导地位，并深深渗入文化和宗教的时代。这种男权社会的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很多年，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面目，像一个深谙换脸术的幽灵。

▲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
到了中世纪，这三条血红的平行线豪门替身新娘，化成由马拉着的庆典花车（Pageant Wagon）的三条车轴，吃力地驼着各种道德罪和苛刻的教条，在荒蛮的尸骨地里前行。被困扰在其中的人们，一次次地，在睡梦中赤脚回到古雅典时代，把自己的骨肉像礼物那样包扎起来，献给那牛头人身的半畜人。
中世纪听起来十分遥远，却并非无迹可寻。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芬尼利，就是英国著名的中世纪小镇伊利（Ely）。在这座 673 年由修道院演化而来的小镇上，教堂的铜钟仍是感知时间的工具；人们仍不时地把脸涂黑，把自己装扮成活的图腾，在肉铺对面的墟市上，踏着石板，跳着半喜庆半诡秘的莫里斯舞（Morisk，一种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民间舞蹈）。而我也经常站在一棵阴影重叠的梧桐树下，凝视着古诺曼底人垒起的石墙和墙上狭小漆黑的窗户。在那密不透风的漆黑的小方块里，是否也站着一个曾在十四世纪住过的小孩，用忧伤而好奇的目光凝视着我？他的背后是否会突然现出一张阴森的成年人的脸……我的这类想象，通常会像早期的硝酸银显影术般，在空气中形成短暂而不确定的成像，然后随着一阵风的到来而消失。历史却不会这样消失。
历史是再生性的，像青苔一样，总是比它所攀附的石墙更难摧毁。

贞操崇拜与血统焦虑
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我找到了一份相当哥特、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英格兰中世纪女性杀子记录。它揭示了在极端父权社会里包含在暴力崇拜之内的另一种崇拜——“贞操崇拜”。
1517 年的一天，英格兰伊顿镇林肯主教区居民约翰·瑞丁（John Ridyng）的女儿爱丽斯（Alice）突然意识到自己未婚怀孕，孩子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牧师我要久久发，而牧师是不能结婚的。虽然中世纪的英格兰对非法堕胎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宽容态度，但爱丽斯打消了这个念头，父母也好，药剂师也好，她不敢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纪田正臣。她决定自己处理掉腹中的肉体。
她的隐瞒并非天衣无缝，当她偶尔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当地的几个有经验的女人，用锐利的眼光扫视着她的肚子，令她不得不用“肠胃有问题”来掩盖“罪行”。当分娩终于来临时，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没有任何助产士和医疗器械的情况下，像一头母豹般完成了危险而原始的生产，历时四小时。婴儿出生后，她用铁制的剪刀剪断脐带，使出所有余力把新生儿掐死了，然后将尸体扔进自家果园的粪堆里。两天以后，那几位怀疑她的女人们把她揪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集体检查了她的肚子和乳房。胶状的肚皮和渗奶的乳房暴露了她，而她始终无法面对的耻辱的中心，不是杀子，而是失贞。

▲弗朗索瓦·布歇画中的女子
婚前性行为（Fornication）是中世纪女性的禁忌，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未经教会许可的情况下“强行做爱”，严重触犯了教会的权威，它还导致非婚生子女的蔓延，从而引起抚养权和财产分配权的混乱。因此“只有和处女生育的孩子，才能合法地获得财产继承权”，处女的价值因而大大提高。
“在女人作为商品闺中待价的年代，贞操不是商品的附加值，而是全部价值”，《中世纪的阴道》（The Medieval Vagina）一书中写道。传说亨利八世的第一任皇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在亨利移情别恋、执意要废除她时，就曾把她和亨利的“初夜见红床单”拿到法庭上。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有这样一位必须靠初夜床单来证明其存在价值的母亲，不难想象，她的女儿——以屠杀新教徒得名的“血腥玛丽”皇后，有着一个怎样抑郁深重的童年。

▲“血腥玛丽”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贞操崇拜是和“血统焦虑”捆绑在一起的。一个新生儿倘若拥有上流社会的“纯正”血液，便意味着一生的靡衣媮食。在中世纪的法国，人们在《英雄香颂》（chansons de geste）那样的唱诵诗里，挖祖坟似的挖掘自己的先祖，不是为了追忆，也不是为了害死猫的好奇心，而是为了给某项财产的继承权或某段姻缘的般配度寻找文献依据——因为只有血统纯正的后代，才会被写进家谱和香颂里，才有机会成为法定继承人。
“血统说”被用来辅助权力和财富的扩张，为世袭制谱写合理性。写于 1136 年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为了让“血统”在权力继承中发挥最大的合法性，一代一代追踪皇室蓝血，一直追到特洛伊时代，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罗马帝国也是特洛伊遗产的一部分”水煮鱼皇后 。
欧洲中世纪的史诗作品充满了“血统焦虑”凝胶凉垫。在旅居英国的法国中世纪女诗人玛丽·德·弗朗斯（Marie de France）根据布列尼塔和凯尔特的传说私底下创作的抒情短诗里，就记载着“诸侯之王多尔（Dol）取缔了一段提亲，因那女孩没有贵族血统椿姬彩菜，若娶了她，无疑等于斩断王室血脉”这类故事。可见在中世纪社会，子女通常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一段权力合作关系（conjugal union）的产物；子女继承的，不仅是先祖的血液，还有家族的成败；当子女对家族兴旺有利时，才有可能品尝到被爱的滋味。而像爱丽斯那样偷食禁果，生下私生子的未婚少女，即是家族的耻辱。
“在中世纪的社会形态里，童年是不存在的。”法国中世纪历史学家、家庭史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曾这么写。

编辑丨阳子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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