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农传说与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京山记忆
京山县境内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原始社会后期京山地域已进入农耕文明时期，社会形态为父系时代。此际大约为炎帝神农时代（随州厉山有炎帝神农故里）。
（摘自《风华京山》）

炎帝、神农传说与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尹弘兵
炎帝、神农是中国古史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与黄帝一起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神农被奉为农业文明的创始人，因此炎帝、神农是中华文明之初源。由于历经复杂的演变，炎帝神农传说在国内许多地区均有流传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各地开始争夺炎帝神农故里，打造文化旅游品牌。但上古时代族群，按今人的研究，可分为三大集团：即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和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 [1]。三大族群集团均可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区系对应：华夏集团对应的是中原文化，即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和中原夏商文化；东夷集团对应的是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及夏商时期的岳石文化；苗蛮集团对应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又江汉地区古为三苗(即苗蛮集团)所居，而古史传说从本质上讲，是中原华夏集团的产物。因此炎帝、神农与江汉地区的关系，需要认真论证。本文拟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变迁与上古族群演替的角度，就炎帝、神农和华夏集团与江汉地区的关系略作考察。
一、华夏集团在江汉地区的活动
炎帝又名赤帝，《大戴礼记·五帝德》载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则记为轩辕(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可见炎帝即赤帝。
炎帝为北方系统，属于华夏集团，与黄帝同为华夏集团最早的首领。《国语》卷10《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因此炎帝为姜姓，而黄帝为姬姓。炎、黄两族有密切的关系，《周语下》说：“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可见炎、黄两族或姬、姜两姓世为婚姻。
炎、黄两族的地望，可以从较可靠的姜水来推定。据《水经注》卷18《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可见姜水即岐水，按岐水在岐山的南面，今陕西岐山县的东面，为西出岐山、东过武功、南入渭水的一条小河。学者据此认为，炎帝族最初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而以炎、黄两族为核心的华夏集团，总括而言，发源于今陕西省的黄土原上，在有史以前顺着黄河散布于中国的北方及中部的一部分地区 [2]。
华夏集团虽然是起源于渭水流域并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地区，但与汉江流域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史传说中华夏集团的活动轨迹，正好与考古学文化区系中的中原系统：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时期文化的发展状况相符合。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地湾文化，是在渭河流域发展起来的一支新石器文化，这一支文化并扩展到了汉水上游地区。大地湾文化最终演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仰韶文化，其地域范围从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扩大到豫西、晋南。不仅如此，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将与大地湾文化同时代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分布区一并纳入，并且扩展到了汉水中游地区，形成一个“大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群”、或“仰韶群体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原文化的分布格局。囊括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并扩展到汉江流域的仰韶文化群的形成，可能与古史传说中华夏集团的形成与扩展有关。
由于仰韶文化的高度发展，汉江中游地区也成为仰韶文化的地域范围，这里分布着仰韶文化群中的下王岗文化，或称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这一情形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汉江中上游地区在文化区系上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在族群分布上为华夏集团的活动地域，华夏集团活动范围的最南端直达汉水中游的宜城平原北部和随枣走廊 [3]，与创造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三苗集团相邻。而炎帝族裔作为华夏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屈家岭文化一统江汉地区以前可能就有部分支裔活动在汉江流域。
属于江汉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兴起后，进行了猛烈的扩张，不但在长江中游地区实现了空前的文化统一，而且向北扩张，占有了汉江中游北部地区，这时原属仰韶文化群中的下王岗文化分布区，在三苗的进攻下，华夏集团可能退出了汉江中游地区。但三苗的北进导致华夏集团与三苗集团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地域主要是在汉江中游地区。至龙山时代晚期，华夏集团与三苗集团的冲突更加激烈，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战争初期，江汉地区的三苗集团处于上风，居于战略进攻地位，其势力从汉江中下游地区向北发展魏汉冬，占有了原属中原文化体系(亦即华夏集团)的南阳盆地。但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经过重组后重新占据了上风，最后的结果是三苗集团彻底失败，从此消失，江汉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边缘组成部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煤山文化南下，占有了原属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江汉地区，煤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融合，从而形成了以煤山文化因素为主的后石家河文化。这在族群上的含义即是华夏集团再次进入江汉地区，整个江汉地区由此成为华夏集团的活动地域。在此过程中，除了中原华夏族群进入汉江流域活动外，原来三苗集团的遗民也改宗中原文化，这些改宗了中原文化的三苗遗民在夏商时期发展成为楚蛮族群 [4]。楚蛮族群虽由三苗遗民发展而来，但因其改宗中原文化，则中原文化的信仰、传说当亦为楚蛮所遵奉。
夏商两代，汉江流域虽然只是夏商王朝的边缘部分，但一直是夏商王朝的南土疆域，商王朝更在盘龙城建立了据点，其势力和影响远达长江以南。逮至西周，周人从立国之初就开始了对南方地区的经营，徐中舒总结说：“周人自大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5] 周人经营江汉地区，可从《太保玉戈》窥其一斑。《太保玉戈》于1902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其铭文记载：“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大保省南国，帅汉。”[6] 太保即召公，王为成王，帅训为循，“帅汉”即沿汉水南下，其年代为成王前期，铭文是说成王命太保召公沿汉水南下，召集诸侯向周王朝见。李学勤认为，此事当发生在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以后，是周王朝巩固南方统治的一项措施。《诗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 [7] 可见周初时南土疆界就已达汉水。郑玄《毛诗谱》亦谓：“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可见汉江中游地区在商末周初时就已成为周人的势力范围。《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辞晋之言，述及周初时的政治地理格局：“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所言南土诸侯巴、濮、楚、邓，皆在汉江流域。
西周晚期，因鄂国叛乱导致周朝的南方防线瓦解，于是宣王重理疆土，封王舅申伯于南阳盆地，同时改封于南阳盆地的还有同出姜姓的吕国，吕国又称为甫国，《诗·大雅·崧高》曰：“维申及甫刘玉石，维周之翰。”这是有明确记载的姜姓诸侯进入汉江流域活动。两周之际，申、吕为南方强国，《国语·郑语》记史伯于西周亡前对郑桓公曰：“申、吕方强”。而南迁后申、吕等姜姓诸侯的活动和影响，则可能达到汉江以南的南河流域。南河古名彭水，为古彭国所在，商末周初时，有一支“彭”人在此活动，即《牧誓》八国中的“彭”，西周晚期时犹与姬姓国族通婚，两周之际时，彭国犹存。《左传》载楚文王时有令尹彭仲爽，1974年南阳西关发掘了申公彭宇墓，后来又在此地发现楚彭氏家族墓地，现一般认为，彭宇为彭仲爽之子，为楚申县第一任县公。彭氏族人入申，或与春秋早期的兼并形势有关。从文献中所记楚彭氏之彭仲爽、彭名、彭生和南阳彭氏墓地的发现来看，楚彭氏家族是由彭入申，再由申入彭 [8]。彭氏族人入申，表明南阳申国与汉江以南的彭国当有某种联系。楚灭申后，彭氏族人彭仲爽受楚文王重用任令尹，“实县申、息”，其子彭宇为首任申公，彭氏后代亦仕楚为高官，为楚国重要外来宗族 [9]。另南河下游的谷城县，其得名传为因神农在此尝植百谷，或与历史上姜姓诸侯在南河流域的活动有关。
在方城外的许昌，为另一姜姓诸侯许国所在。许国于西周初年已封于此地，春秋时期，许国为郑所逼，请迁于楚。此后许国辗转迁徙达六次之多，其中两次在汉江流域，一次是鲁昭公十八年迁于析，故城在今河南西峡县东北一公里的莲花寺岗 [10]，另一次是楚灵王时，“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11]，灵王迁诸国于荆，当是迁于楚国内地，按春秋时楚核心区在今宜城平原，则诸国所迁之地或在宜城平原附近地区，总之不出汉水中游。另楚灵王所迁诸国，除申、许为姜姓外，房国旧说为祁姓，然唐兰先生以为房国应为姜姓 [12]，沈国则为姬姓。此次灵王迁诸国于楚国腹地多乐士乳胶漆，虽时间不长，平王即位后即复诸国于故地，但也由此可知姬姓、姜姓诸国曾在楚国腹心地区活动。
楚国兴起之后，大力吸收中原文化，并将境内各种来源不同、文化各异的国、族融于一炉，形成了统一的楚人、楚族和楚文化，原来楚国疆域内的楚蛮、淮夷和华夏诸国以及百越的文化也成为楚文化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到战国时期，楚国成为战国七雄，楚文化也成为华夏正统之一。西汉时期，秦、楚文化剧烈碰撞，秦文化与六国文化交融，西汉王朝承秦制、融楚俗，楚文化又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来源，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汉文化，上古华夏集团在江汉地区所留下的印迹，亦随之融入统一的中华文化之中。
总之耀世丹圣，中原文化在汉江流域的分布、华夏集团在江汉地区的活动，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是炎帝神农传说在汉江地域流传的历史与人文背景。

二、神农与炎帝
神农是上古时代的“三皇”之一。文献中三皇有各种说法，但多数说法都有伏羲与神农，可见伏羲与神农确为三皇之一。至于三皇的第三位，则有燧人、有巢、女娲、祝融等各种说法 [13]。
《周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沒，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之作……”包牺即伏羲，由这里可以看出，在古人的观念中，伏羲、神农、黄帝是三个连续但不同的时代。伏羲“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这是渔猎经济时代;神农则作耒耜，发明农业、集市，这是农业经济时代。可见伏羲、神农明显指前后相继的渔猎时代和农业时代，而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是从渔猎阶段发展到农业阶段，正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规律正相符合。
可见，古代文献中的伏羲氏、神农氏，不但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人名，甚至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氏族，而是某种通用的称呼，非实指。如《庄子·盗跖》谓：“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此处的有巢氏，即是泛指，而非实指氏族名或人名，因为“民皆巢居”显然是一种普遍的情形，于是巢居之民皆可称为有巢氏之民，这显然不是将“氏”理解为“氏族”所能概括得了的。因此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不应理解为具体的人或氏族，而应从大的社会历史时代来看待 [14]。
从年代上讲，神农的年代要远远早于炎帝。神农属于三皇时代，是真正的上古，而炎帝的年代则与黄帝相当，已进入五帝时代。在社会形态上，据《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明白指出神农的时代尚处于母系时代，此时的社会较为平和，而黄帝的时代则不然，已开始出现战争，并非真正的上古之世海亮国际学校。《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可知神农之世，不用甲兵、不用刑政，人民之间无有相害之心，也就是说，社会尚处于较为平等的氏族社会，这属于典型的原始时代，而黄帝时代则已开始出现征战、开始出现公共权力，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已成为氏族生活的正常职能，此阶段摩尔根、恩格斯谓之“军事民主制”程新惠。
《越绝书》卷11《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载风胡子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汉明帝尊师?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风胡子此处亦是明确将历史区分为“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和“以铁为兵”几个时代，神农属于“以石为兵”的时代，明确早于“以玉为兵”的黄帝时代。风胡子的历史分期法由于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接近，故备受学者重视。这里有一点要指出的是，风胡子所言之“玉”，并非是现代矿物学意义上的“玉”，《说文》：“玉，石之美者。”因此在上古时代，玉的含义是指磨制精美的石器。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风胡子的“石兵时代”是指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前期，轩辕、神农、赫胥属于这个时代。而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出现磨制精美的石器(玉器)，即是风胡子的“玉兵时代”，下接的“铜兵时代”即是通常所言的青铜时代。风胡子的“玉兵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最晚一段，正处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而青铜时代已是明确的文明时代，因此风胡子的“玉兵时代”在中华文明起源探索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遗存中正好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故许多学者主张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玉器时代”。玉器时代是从黄帝到大禹之前，正好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神农的时代早于炎帝、黄帝的时代。
神农的时代要早于黄帝，而炎帝与黄帝同时代，因此神农与炎帝非一人。在《史记·封禅书》中有明确的记载：“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这里是明确将神农与炎帝分开的。
直到西晋时期，谯周还明确地说：“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15] 所言虽有虚饰之词，但亦明白地透露出神农与炎帝在年代上相距甚远，二者非同一时代。
可见在早期文献中，神农与炎帝是分开的，二者并非一回事。神农代表一个时代，章吉仁徐旭生考察神农一词在先秦古书中的含义后指出，“神农与有巢、燧人为同类，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为从社会进步的阶段而想出来的指示时代的名词”，“战国时期的学术界普遍相信在黄帝以前农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特别的时代。此时人民素朴，和平相处，直至炎帝、黄帝与蚩尤相争斗，才打破了这个和平空气。神农一词就是要指黄帝以前的一个时代。”[16]
具体而言，神农时代在经济发展阶段上是农业的产生与发展，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母系时代和较为平等的氏族社会时代，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也就是较为典型的原始社会。这个时期孔子称为“大同”。先秦时期，各家对于原始社会的一般状况皆有所描述，而以《礼记·礼运》所言最为全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混世散仙，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伏羲、神农之世，及燧人、有巢等上古时代，无疑是属于这个“大同之世”。
“大同”之后是“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於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孔子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作为小康时代的标志，亦基本与文明时代相符。
但在明确的文明时代与明确的原始时代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今天称为“文明起源”阶段。这一时代从古史传说来看，始自黄帝。《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可见炎帝是与黄帝、蚩尤同时代，这一时期已是“神农氏世衰”，即处于神农氏之末年，整个社会已不复伏羲、神农时代的和平与安祥，“谋用是作”、“兵由此起”，掠夺与战争成了社会生活的常态，摩尔根与恩格斯称之为“军事民主制”，原始社会开始瓦解，在孔子的角度，就是“大同”之世结束，走向所谓“小康”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伏羲、神农这些原本的时代名词，开始逐渐向氏族名称的方向发展，在庄子书中，即是有时将神农作为时代，有时又作为人名。据徐旭生考察，当时的学者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氏族的存在，于是神农就与氏族结合起来成为神农氏，但此时作为神农氏族的含义尚不固定，在这一进程中，神农与炎帝逐渐合一。公元前二世纪时，神农与炎帝尚未合户，合户的工作大约进行于前第一世纪 [17]。
张正明先生对神农与炎帝合二为一的历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神农与炎帝合一大致经历了共处、同尊、合并三个阶段 [18]。
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盛，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相关的古帝也不得不按五行学说就位，《淮南子·天文训》就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为黄色，黄帝是正称，南方为赤色，因而炎帝别称赤帝。五行学说把炎帝定于南方后，于是炎帝便与南方流传的神农传说联系起来，这是第一阶段：共处。
周朝建立后，奉炎帝为始祖的姜姓各族陆续被周室封建到淮、汉之间，成为周朝的南土诸侯，于炎帝的传说开始在淮、汉地区流行开来，而关中地区反而因为姜姓各族的东迁和西周灭亡导致的重大变故反而不大流传。南迁到汉水流域的姜姓周人尊奉炎帝，与汉水流域的神农传说相互影响，这是第二阶段：同尊。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席卷汉、淮地区，南迁的周朝诸侯和江汉土著皆为楚国所并，各种来源不同的族群融合成为统一的楚人，在此一过程中，炎帝与神农也逐渐合一，成为炎帝神农氏。这是第三阶段：合并。
合并的过程，大约完成于秦汉之际，炎帝神农氏的称号始见于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世本·帝系》，但此说要为公众普遍接受，还有较长的过程要走。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对于炎帝与神农的关系仍然说得颇为含糊，两汉以后，炎帝即神农的说法才成为主流，但仍时有异议，如上文所引晋代学者谯周之言。

三、炎帝、神农与厉山
在春秋时代的资料中，农业的发明者是烈山氏之子，名叫柱。《国语·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太史蔡墨之言：“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稷是农神，由此可知在夏代以前，农神是烈山氏之子柱，受到普遍的祭祀，夏代以后，周人的始祖周弃成为农神，取代了柱的农神地位。夏代建立伴随着剧烈的政治与社会动荡，烈山氏虽是上古时代农业的发明者，但在此变迁中可能因未能进入夏代的政治架构而边缘化，失去了农神的地位。但烈山氏的传说并未因此而消失，仍然保留在社会上，其后裔也并未消失，而是仍有传承。
烈山氏这个名称，可能也与农业起源有关。因为农业要开垦荒地成为农田，上古时代，开垦荒地主要办法是放火烧山，烧去林草之后才能耕种，后世称为“刀耕火种”，这是原始时代的农耕技术。而烈山的本意大概就是烧山，《孟子·滕文公上》曰“烈山泽而焚之”，烈，炽也，《说文·火部》：“烈，火猛。”可见烈山即放火烧山。
《国语》所载展禽之言，大约成书于战国或汉初的《礼记·祭法》几乎全文引录，但是改“烈山”为“厉山”，改“柱”为“农”，郑玄注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汉书·古今人表》作“列山”、皇甫谧《帝王世纪》“列山”、“烈山”同用。按上古“烈”、“列”、“厉”三字均为月部来纽入声，读音相同，故可通用。《楚辞·招魂》：“厉而不爽些”，王逸注：“厉，烈也。”《诗经》：“垂带而厉”，郑玄注：“厉字当作烈。”可见厉山、列山、烈山是可以通用的。
到战国时期，神农说兴起。神农的本意最初可能是农神，《吕氏春秋·季夏纪》：“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此语又见于《礼记·月令》，文字小有异同。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曰：“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为神农，后世因名其官为神农。”郑玄注《礼记》曰：“土神称曰神农者，以其主于稼穑”。高、郑二氏都是将神农作为神来理解。徐旭生认为，在农业开始发展时把土神叫做神农可能是此词最初的意思，以后才用它表明时代，在神农说兴起后，烈山氏的传说就同神农融合起来，于是出现神农烈山氏 [19]。大约战国时期，神农作为农神出现后，于是上古时代的农业发明就渐归于神农名下，于神农作为后起的农神一统农业起源。而东汉末至三国时，郑玄、韦昭等已将炎帝与烈山氏合一：如郑玄注《礼记·祭法》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韦昭注《国语》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至西晋时皇甫谧作《帝王世纪》，融合战国以来诸说，将烈山氏与神农、炎帝合一：“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神农氏本起于烈山，或时称之”;“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于是烈山氏、神农、炎帝三者合一，烈山氏遂成为神农之别称。
夏代以后，虽然烈山氏失去了农神的地位，但作为上古时期著名的部族，且有发明农业之大功德，因此其后裔在周代仍有幸存，这就是古厉国。周代有二个厉国，一在江汉，一在淮域。江汉地区的厉国，位在随枣走廊一带管桐。《左传》桓公十三年(公元前699年)载楚屈瑕伐罗，“楚子使赖人追之”，杜预注：“赖国在义阳随县。赖人，仕于楚者。”《汉书》卷28上《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班固原注：“厉乡，故厉国也”;颜师古注：“厉读曰赖”。另《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率诸侯之师“灭赖”，而《公羊》、《谷梁》二传并作“灭厉”，可见厉又作赖，赖国即春秋之厉国。江汉厉国为烈山氏后裔所建，《史记》卷1《五帝本纪》“神农氏世衰”句下《正义》引《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江汉古厉国，据徐少华教授考证，故地在今随在随州以北(略偏东)百余里的旧殷家店一带 [20]。
江汉厉国始见于西周初年，据《太保玉戈》铭文记载：“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武小琛，帅汉，出殷南，令厉侯辟用，?走百人”[21]。意为太保受周王之令，出行视察南土诸国，到达汉水流域，并与厉侯发生了交往，征用厉侯的役供等。“太保”即周初成康时期辅弼大臣召公奭，时能受命出行南国，说明其还年富力行，当为周初成王时事，戈铭之“王”，应是成王。铭文所载之“厉侯”，陈梦家、江鸿先生认为即《左传》与《汉志》所载位于随州北境之故厉国 [22]。又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觯》铭载：“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厉侯四秉……”[23] 江鸿先生认为：“‘庚’即唐国，……‘厉’即厉国”[24]，即周王南巡时于庚(唐)地检阅公族，并将厉侯所献的马转赐予大臣中。关于安州六器的时代，唐兰先生认为系西周昭王南征时所作 [25]。周昭王南征时厉侯则向昭王献马以助征战，说明厉国为周室南土诸国之一，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实力，其受封立国，则当更早。

[1] 参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2、48页。
[3] 宜城曹家楼遗址第一期遗存中有比较明显的仰韶文化因素，为目前已知的仰韶文化势力向南分布的最南端。参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宜城县博物馆：《湖北宜城曹家楼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4] 刘玉堂、尹弘兵：《楚蛮与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
[5]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载《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688页谢植坤。
[6] 庞怀靖：《跋太保玉戈》，《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7] 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徐少华：《彭器、彭国与楚彭氏考论》，载《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9] 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0]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4页。
[11] 《左传》昭公十三年。
[12]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4上，昭王总论，中华书局，1986年。
[13]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14]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5] 《礼记·曲礼篇》“太上贵德”节“正义”引。
[16]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1、226页。
[1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
[18] 张正明：《炎帝杂论》，载《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4、229页。
[20] 徐少华：《古厉国历史地理考论》，载《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
[21] 庞怀清《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2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23“太保簋(下)”，《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和(五)之“附记”，《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23] 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录7，考18，科学出版社，1957年。
[24]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25]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4上“昭王总论”与卷4下“中方鼎”、“中觯”、“中甗”诸器，中华书局，1986年。

京山市档案局
为京山建档打造京山历史文化百科全书
欢迎提供稿件：
邮箱：920056182@qq.com
电话：13886941375

点击本文标题下面蓝色字体京山记忆，或长按下面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