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宏观：中国经济将大调整?-奥尼斯特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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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触底了吗？
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从2010年一季度后到目前为止，在这将近八年时间里增速逐步下行，该如何分析这一期间的经济变化？争议激烈，众说纷纭。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
过去八年经济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当悲观，担心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底？我的观点是，不要那么悲观，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而且已经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在需求侧，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高投资拉动。在过去许多年，高投资中房地产占比20%－25%，有时候上了30%，基础设施占20%－25%，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三项合计占到整个中国投资达到80%－85%。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
高投资要触底，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要触底，或者通俗地说，这三只靴子就要落地。目前出口已经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高点已经过去。房地产也是如此。有一组国际比较数据，美国、英国、韩国、日本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房地产投资都接近历史需求峰值。经过我们测算，中国占房地产投资70%的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已在2014年达到。此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逐步回落。2016年一季度，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开始回升，有人又变得乐观起来。我们提出，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续，还会往下走。事实上，近期剔除价格因素后，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是负增长。
在供给侧，去产能取得了一定进展，PPI在54个月负增长后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时间也大幅回升。煤炭钢铁价格有时涨幅很大。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下煤炭钢铁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中国到底有多少煤炭钢铁产能，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下而上的统计不一定能搞清楚，还是要相信市场。价格是最方便的反映某一产品供求信息的机制。供求关系从来都是在变化的，还是要相信市场信号，要让市场在调节供求关系中正常发挥作用。
我们提出，2017年是一个触底的验证期。一说触底，有人就会兴奋起来，马上想到一个词叫“触底反弹”。最近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上7%，还能持续一些年。但我们认为大的V型或U型反转是不可能的。如果采取某种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会上7%，但一年都撑不下来，而且必然会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这里所说的触底，确切的含义是指“稳住了”，不再明显地持续下降，然后平稳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2018年将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调整期
从我们开发的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终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但是存货在2017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PPI也跟着回落，利润本来也应随之回落，但受到环保督查等因素影响，有些生产能力退出，利润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下来的。从供给侧看，生产性投资依然下行，产出增加主要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转。
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终端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
另一方面，存货、出口在上半年出现低点，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确定性。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期那样大幅回升，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速增长平台还是能稳得住的。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大干快上倒没错，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就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如果说2017年是中速增长平台的验证期，2018年将是中速增长平台的调整期。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是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将会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作者：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来源：财经杂志（ID：i-caijing）
一位副省长的金融见识：实体经济亏损严重，银行业却能大幅盈利，这有违经济规律
这一节內容为山西省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王一新的观点。王一新曾在央企、地方国企工作多年，还曾分管国企国资部门，他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洞察甚切，尤其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处境忧虑甚深，针对这一老大难境况，他分别从理念、政策、管理、舆论等角度悉心总结了目前存在的多个问题，直言不讳，直指病根，并条分缕析，提出务实改进建议。
实体经济
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
从当前的情况看，银监会主要功夫下在监管上，主要对防控金融风险负责，监管措施、力度和效果都是不错的。但谁来推动中国银行业加快发展，为社会提供充足、丰富、成本较低、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总感觉在国家层面功能缺位。
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时投告无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代言人。国务院很为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着急，但总感觉宏观金融政策落地难，地方政府也为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殚精竭虑，但银行不归地方政府管理，协调力度有限。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非法集资盛行的根源也在于正规的金融服务发展不足。而要解决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这个根本问题，迫切需要国家明确对金融业发展负责的部门。银监会的功能决定了它不可能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抓金融业发展。
实体经济亏损严重
银行业却能大幅盈利
这有违经济规律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必然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商业银行的牌照是受管制的稀缺资源，美国高峰时期有1.8万家银行，每天都可能有银行倒闭，而我国总共才只有几家商业银行，除了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关闭，再无任何银行倒闭。这说明，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性和专营性，商业银行的蛋糕很大程度上受保护，别人不能轻易分吃。
但问题是，我国的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似乎很容易忽略上述背景，而更多强调，银行也是企业，必须赚钱。特别是一些已成为上市公司的银行，更是强调必须对股东负责，必须利润最大化，并由此制定出一整套基于垄断的、单方面的制度化游戏规则，名为“制度管人”、“机器管人”，来确保自己利润最大化。这就产生了当前一方面实体经济哀鸿遍野，而银行业赚的盆满钵满的社会现象。
2015年大量实体企业面临巨亏、破产，而银行业却在抱怨利润没有实现大幅增长。实体经济亏损严重，银行业却能大幅盈利，这有违经济规律。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责怪金融机构，这是我国对银行业功能定位不准造成的。
在金融业完全放开、竞争体制完善的情况下，如果银行还能持续盈利，我们不要眼红，那是银行的本事，但在今天这种金融业基本垄断、受保护的状态下，是否应该给商业银行的利润最大化套上一个笼子呢？我们希望商业银行在与实体经济的共赢中赚取合理的利润，而不是把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建立在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利润减少的基础上。
当前，如果深层次制度调整比较困难，是否可参考国家对央企征缴超额利润的办法，对银行业在税前征收一定比例的国家收益，用来反哺实体经济。
拆除那些以加强监管为名
实际上却自缚手脚、画地为牢的政策门槛
舒缓绷到极限的银企关系
这两年监管部门的每一次政策松绑都给金融市场带来了积极的反应。取消存贷比考核，客观上为大幅降低高成本表外融资规模创造了条件；取消时点存款额考核，使多年来银行业硝烟弥漫、乌烟瘴气的揽存款大战逐渐消停。
当下，最需要立即修改的银行业规定是，企业必须先还本付息，再重新续贷。一方面是企业难以为继，流动性接近干涸；另一方面，银行要求企业先还清上次借款再重新续贷，“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问题在于企业资金流紧张，如何实现先还款再借款？于是，一些民营企业从社会融资机构借入短期、高成本的过桥资金，或者干脆借入民间高利贷；而不少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对此要求则一筹莫展。
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企业不可救药、是扶不起的刘阿斗，那么干脆就将其列入僵尸企业的行列，让其早死早超生。但是，大多数的企业不是产业和企业出了问题，而是由于市场萎缩低迷，造成了流动性困难，银行经过研究并判定，应该继续给予续贷支持。对于这种情况，如果继续简单坚持必须先还后续，那不是作茧自缚吗？
不接地气、缺乏针对性的监管规定还有很多，例如设立村镇银行要求必须有一家商业银行做第一大股东，这当然有助于防控风险，但因大多数商业银行并不热衷于此，于是乎，村镇银行喊了很多年，发展并不快，症结就在此。
还有关于农村信用社的很多政策，一直不清晰。当前全国各地的县域农信社都在纷纷改制为农商行，这很好。监管部门要求省级联社、市级联社在管理上去行政化，这也很对。
但问题是顶层设计并未给省市联社的庞大管理群体规划未来，他们作为推进改革的主体，进行“自我革命”，当县域农信社全部改制完成后，他们的归宿在哪里呢？
是否可以支持各省以省农联社为依托，成立省级农业金融投资控股公司，让这个公司成为推动县域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积极力量，成为改制后农商行的股东。当改制全面完成，省市农联社使命结束时，一个全新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农业金融投资控股集团诞生了，新旧体制顺利转换。
当实体经济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
银行业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利润也与实体经济
分享一些呢？
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适时调整对银行业的考核指标。在经济顺周期时，银行业分享了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当实体经济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银行业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利润也与实体经济分享一些呢？顺周期时提取的巨大拨备不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困难吗？
而事实上，今天许多金融机构因为监管指标的原因，不是在多消耗一些过去提取的拨备化解不良，反而是在更大力度地提取拨备，这客观上也进一步挤压了金融业让利实体经济的空间。对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双降”的要求更是不符合经济规律。
逆周期背景下，金融业不良上升是大概率事件姬云飞，世界各国莫不如是，既然难脱此理，如果能对金融业的考核指标有适度宽松，则意味着实体经济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压力都将得到一定的舒解。
再比如，大型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对于企业用活资金、降低成本非常必要。在经济困难时，许多企业更需要这一重要的金融工具。但如果守着经济形势好时制订的准入门槛，不少企业就达不到设立条件，只能对这一有效工具“望洋兴叹”。
以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名义
却让小微企业融资更贵
近几年监管部门为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可谓绞尽脑汁，对商业银行提出了“两个不低于”的监管要求。为了鼓励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央行在定向降准等方面也对商业银行在流动性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除了要求商业银行能提供信用贷款外，针对小微企业抵押物不足的实际，大力推动融资担保业务，一大批国有的、民营的融资担保公司应运而生，为小微企业融资增信。此外，还有小额保险保证贷、纳税信用贷等业务都在试水，产生了一定效果。
但是从总体上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未根本改变，融资成本甚至节节推高。中国的小微企业大部分处在创业初期或者是产业链的低端，相当比例的企业先天存在产权边界不清晰、内部管理随意性强、财务两本账、信用程度难以评估等共性问题。大型商业银行虽然被迫执行“两个不低于”的要求，主要是基于政治责任。以他们庞大的组织架构和繁复的管理程序以及已经难以降下来的管理和人力成本，去做小微企业的业务，真可谓是高射炮打蚊子，有时只能赔本赚吆喝。
而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民生、平安等，虽然大力发展小微业务，但对不良的恐惧，使他们对客户的授信条件非常苛刻，资金使用成本也很高。更有一些无法获得授信又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只能求助于融资担保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不是白担保的，费率不低，事实上是在已经高位的利率水平上再次加码。
更有甚者，有些银行与担保公司联合，指定客户必须找某家公司担保，而担保公司则要求，收取远远超过正常费率的高费率收益。这样的扶持政策与初衷大相径庭，可能是设计政策时没有想到的。
国务院要求各省加快成立政府出资的以公益性为主的融担公司，但因为要对国有出资保值增值负责，融担公司在开展业务时相当审慎，一般的企业很难得到国有融担公司的担保。
有些市县国有融担公司甚至长期未开展业务。御朱门归根到底，无论是融担公司的成本，还是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成本，因为供求双方地位不对等，资金成本几乎最终都落在了小微企业身上。许多着眼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措施，客观上都变成了促使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原因。
如何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我认为要充分发挥地方金融机构和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把服务小微企业的重担压给地方金融。全面放开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网点设置限制，放开中小微企业抵质押物的限制，把国家赋予大银行的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专项政策足额给到地方金融机构，大银行不再承担支持小微企业的政治任务，实行错位发展。给予小贷公司和银行业同等税收政策，以及补充资本的渠道。国家可出台支持地方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只要地方金融机构能充分发挥接地气、熟悉企业、程序简便、管理成本低等优势，就能撑起小微企业这片天。
推动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
使其成为服务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
千百年来，中国的民间借贷一直是解决邻里间、熟人间、亲友间金融服务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和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普遍具有非标化特征。现代金融机构为了防控风险，设计了严密的风控体系，对服务对象的筛选、抵押物的要求都很严格，并且申审流程长、环节复杂、服务人员多，人为提高了融资成本。而邻里、亲友、熟人之间相互借贷由于对彼此信用、实力知根知底，对借贷目的和用款情况更了解，更容易决定是否借贷、借多少、多高利率，尽调比商业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都更深入透彻。
借贷双方的诚信因受到熟人社会的约束，往往比依法监督更有效，借贷双方需要展期、续贷、改变利率水平等，双方协商后可以有巨大调整空间，不像今天银企之间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弹性调整借贷关系的手段很少。要想发挥好民间合法借贷的作用，关键是要解决阳光化、规范化的问题。
阳光化就是要为合法民间借贷正名，承认它是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农村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主力军，要把它与高利贷、非法集资区别开来，要制订办法，使其公开合法进行。
规划化就是要明确借贷双方的责、权、利，制订标准化的合同范本，把千百年来的“白条”变成标准化的借贷合同，同时建立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度，可由国家设立的备案中心（可以是网络），备案作为见证，防备日后产生法律纠纷。此外，还要对借贷利率上限作出规定，防止出现高利贷。对超过规定上限的依法打击，法律不予承认、保护。
金融机构切实增强与实体经济长期共赢理念
弱化“投行”、“投机”心态
防止银行“投行化”
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本应是“毛和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实体经济是平民、金融机构是贵族，无论是从社会阶层的感知上，还是业界的供求规则上都有这个趋势。一个常用的词暴露了彼此之间的不对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常用的词是请金融机构给予“支持”，而金融机构自己讲话时也说，我们要“支持”XX企业XX项目。这不是平等合作的语境和心态。金融机构回归到与实体经济长期共赢才是理性的定位。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才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社会。
遗憾的是最近十几年来，以美国华尔街为主的投行业务进入中国，资本逐利性、贪婪性大放异彩，资本回报率动辄高达百分之几十，甚至百分之几百。受此影响，中国的金融业悄悄变“疯”了，整个金融界弥漫着“投行”的心态，进而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投机心态，正常的回报率已看不在眼里，低回报被视为没本事。整个社会文化变得贪婪、自私、逐利，实体经济变成“老实人”“没本事人干的活”。
摒弃投行、投机心态是当下中国去杠杆、挤泡沫的需要，是脚踏实地回到现实，一步一个脚印实现全面小康的需要。
此风不去，实体经济难以挣脱资本的贪婪，长此以往，中国实体经济危矣。
政府和企业要加强转型升级项目策划
特别是未来型、战略性新兴项目
市场上从来不缺钱，缺的是资本感兴趣的项目。不要简单抱怨银行不借钱给你，银行看走眼的时候是有的，但不会所有的银行同时看走眼。回头认真审视项目自身的生命力、竞争力，特别是获利能力，才是进取之道。
当下全国各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项目类型又是大同小异，就像当年一窝蜂上光伏项目一样，现在集中在电动汽车、锂电池、煤化工、火电等行业。历史惊人相似，思维、观念不变，考核机制、大环境不变，历史搞不好还会重演，再次去过剩产能不是梦。
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双创”，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业务。要制定优惠政策，刺激各类资本竞相投入创投事业，使大大小小的创业项目都能比较容易获得起步阶段的启动资金，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孵化氛围。
金融业在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腾出的资源，要以低成本用于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作者：王一新，山西省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
中国将大规模调整经济布局
一、防范金融风险
（一）抑制资产泡沫
什么是资产泡沫？就是资产价格涨得太快太高。资产泡沫主要集中在股市和房市。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股票不太可能，主要基于三点判断：
一是证监会目前主要职能是加强监管；
二是证券部门对场外资金配置极度关注；
三是IPO速度快规模大。
预期未来五年内，股市将呈现慢牛态势。目前来看，资产泡沫主要在房市。房市是否存在泡沫，重点关注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房产具有两种属性，即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日本在1985年就是因为住房供给大大超过刚性需求，加上美国的剪羊毛，从而导致房市泡沫破裂，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走出泥潭。房产超过刚性需求后，一旦没有居住功能，也就没有了投机功能与投资功能。
抑制房市泡沫的对策就是：中短期对策与长效机制相结合。中短期对策主要是两个立足点：一是严格约束投机和投资性需求。采取严格的限购政策；二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今年以来两个手段很见效，一个是控制融资通道；另一个就是让面粉超过面包价格（地价高于房价）。长效机制，主要包括租售同权、共有产权、调整空间布局等手段。如在北京之外另造一个雄安就属于调整空间布局手段。我们一旦启动雄安新区一箭三雕，一个北京非首都功能转掉了，第二欠发达地区发展起来，第三北京房价稳定住了。
（二）稳住外汇
外汇风险去年6月份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外汇价格贬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是外汇储备加速减少。中央政府果断提出两个“不能持续”，即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持续减少。并出台了三个应对措施：一是放开的项目不回收，但是没有放开的暂时停止（包括个人三项投资等）；二是海外并购加强控制，对技术类的放开，非技术类的严格审查；三是“一带一路”投资使用人民币投资。措施已经开始见效，人民币价格企稳回升，外汇储备守住基本底线。外汇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海外投资研讨会，与会人员认为，对外投资放松管制的可能性不大。稳住外汇仍然是未来几年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任务之一。
（三）稳住债务
债务分为三种：一是个人债务。去年全国房贷余额大致4万亿，这是个人债务大头。中国人消费习惯决定以存款为主，个人债务风险不大；二是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普遍偏高，但细分后发现，主要集中在国企债务偏高，去标杆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但国企偏高有其合理性，比如中国铁路，主要购买公共产品。联通混改、东北特钢打破刚性兑付是解决国企债务偏高的两起典型案例；三是政府债务。这个明显偏高，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PPP项目（去年以来增加了4万亿以上）、产业引导基金（去年以来增加了1万多亿）等加速推动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痛下重手，对地方政府官员实行债务终生负责制。
（四）治理金融秩序
今年年初以来，对金融秩序治理越来越重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改革中由于规则未能跟上，引发金融混乱。放开非金融机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准入条件和运行规则上有所欠缺，导致某些领域出现混乱。大量的投资公司（线上和线下）、基金、保险公司涌现出来，很多投资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可维系，很多基金、保险的项目是存在问题的。二是新技术的产生，引发的混乱。比如区块链等在金融领域的引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不要坚持金融的基本原则？要不要加强监管怎样加强监管？
（五）调整货币政策
1991年以来我国基本上采用货币宽松政策，但总有一天要转向。中央企业年初已经明确提出，要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进行明确。未来，大面积投放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作为企业应该关注这个动向，赶快进行自我调整。目前，货币增长速度已经回到2位数。
（六）稳住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稳不住，总有一天会转变为金融风险。大部分实体经济处于盈利边沿，必须想办法增加实体经济盈利，最快的办法就是降低成本：一个是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另一个是制度成本。具体有五个方面的潜力：（1）税费。营改增是减税措施，但需要解决抵扣存在的问题；（2）社会保障。降低五险一金比例；（3）融资成本。我国的融资成本总体偏高；（4）租金太贵。地价太高必然推高房价和租金；（5）企业商务费用仍然偏高。这涉及政府改革的问题，让更多政府权力交给市场。我们作了一个调查，如果制度成本降低10%，很多实体企业会扭亏为盈。预期十九大以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会有大的动作。
二、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未来的增长点和动力在哪里？
反复讨论后形成的共识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整经济结构；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是调整开放战略；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一）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核心的是调整支柱性产业。传统的支柱性产业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制造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产能严重过剩，对策是去产能。另一个是房地产业。过去一直保持20%的增长速度，而且引发的产业链条很长。存在主要问题是资产泡沫严重。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是“退二进三”：两个产业要转为一般性产业，即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三个产业要上升为未来的支柱产业，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
1.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个概念有两个关键词：战略、新兴；有两个特点明显：市场巨大；短期内技术能够突破。未来五年至十年新能源将成为趋势，具体有八个要点：
（1）新能源。化石原料是传统能源，非化石原料统归为新能源，六个形态：水能、风能、地能、生物能、太阳能、核能；
（2）新材料。新材料属于战略新兴产业，未来好多产业的提升是靠新材料实现的。未来中国的许多产业提升是靠新材料来完成。
（3）生命生物工程。当前，市场对生命生物工程需求巨大，涉及到农业、医疗、健康等等，技术突破也比较快
（4）信息技术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在信息元部件和装备、信息终端使用、大数据与安全性等三个领域；
（5）节能环保。解决资源节约和污染是是个大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法律和政策，最终解决是要靠技术，一旦技术突破了，它就成为一个产业。市场需求巨大、技术突破很快。中国每年的废水处理差不多有近万亿的市场价值，但是我们搞不出来。化工废水和医疗废水都处理不了，就排到地下，土地都重度污染。如果能够完成得有多大的市场价值？
（6）新能源汽车。现在我们汽车都是传统能源汽车，没法解决污染问题。最终将转向新能源汽车研发，像电动汽车。国家已经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发展重点方向。
（7）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很快就会到来。我参加乌镇的互联网会议时，问那几个搞互联网的同志，你们是不是该退休了？你们这一代已经结束了，该轮到我们这一代了。智能化和机器人在未来都有很大的空间。
（8）高端装备制造。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比如磁共振等依赖进口。
以上这八个要点不断的发展，逐渐让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我们国家的支柱型产业，这对当前的工业企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建议大家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的第一个增长点就是所谓的战略新兴产业。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市场价值非常大。我们算了一下，战略新兴产业搞起来会给我们每年带来的GDP总量应该在36万亿以上。36万亿是什么概念？我们2016年的GDP总量可能是71万亿，一个产业就带来36万亿。新增长点会有很大的前景。
2. 关于服务业
第一类，消费服务业。所谓消费服务，为人们消费生活提供的服务就叫消费服务，消费服务包括六个部分：第一是餐饮与商贸，第二是医疗与健康，第三是养老消费服务，第四是儿童消费服务，第五是家政消费服务，第六是信息消费服务，这六个组成部分统称为消费服务。中国目前特别缺乏养老消费服务，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第二类，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就是为人们的商务活动提供的服务帮助的行业。商务服务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第一类金融综合服务类。例如商业银行服务，投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隶属于金融综合服务。第二类是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第三类是投资咨询服务。第四是园区管理类服务。园区管理类的这种业务也属于商务服务。所以商务服务是很宽泛的产业概念，包括四大类服务业在内。现在商务服务最好的国家，一个美国，一个英国，摩根和高盛都是美国的公司，实际上它业态都属于商务服务。所以中国的商务服务业还有巨大的投资空间。
第三类，生产服务业。生产服务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产业概念。举个例子，北京有一家公司为全国的钢厂服务，帮建包头这个钢厂调整一下工艺流程，实现节能环保。包头的钢厂在出口处加一种原料，或者在你冶炼的装备上喷上一层原料，让你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这些服务业是生产服务业，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服务就是生产服务。所以技术服务是生产服务的重要内容。再比如设计也属于生产服务，像服装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建筑设计等等都属于生产服务，设计也是生产服务的一种模式。
例如工业产品设，大家最近买空调，在网上咨询一下网民意见买什么牌子好，你们注意网民给你推荐的第一个牌子一定是三菱，为什么是三菱？空调技术都没有变革，都一样，为什么买它？三菱的设计发生了变化，修改设计后，三菱出风口声音非常小，这是设计所带来的市场价值，所以设计也是生产服务的内容。生产服务现在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我们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实际上解决这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想办法要提升它的这种效率和功能，一个很重要的是靠生产服务。外包服务也是生产服务的范畴，深圳很多企业是从外包服务开始的。
第四类，精神服务业。精神服务就是为人们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人的享受实际上分两种，一个是物质享受，一个是精神享受。为物质享受服务的就是所谓的消费服务，为精神享受提供服务就是精神服务业。精神服务也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包括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等都属于精神服务，同样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一部电影卖10几个亿也很正常。这个关键是要看准人们的精神需求，80、90后的兴奋点在哪里？能满足此类需求的话，一定会获得巨大的票房价值。《欢乐颂》拍摄前询问我可不可以投，我鼓励大胆投，结果大卖。旅游景点、文化出版体育都是精神服务范畴，未来都有很大的前景，千万不要小看精神服务业。
总体来讲，我们现在所讲的服务业是这四大类服务业，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精神服务，都会把它归结为现代服务业。有人预测，这个产业将达36万亿以上。因此，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就这是未来中国支柱型产业第二个产业。
3. 关于现代制造业
现代制造业未来可能成为中国支柱型产业。有一种说法，现代制造业未来，将可能上升成为我们国家支柱型产业。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制造业分两种，一个叫现代制造业，一个叫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生产是私人产品，当前私人产品严重过剩，吃的穿的用的都过剩。而现代恰恰是公共产品短缺，所以在传统制造业不能服务支柱型产业的条件下，现代制造业就会上升成为支柱型产业。当前公共产品我们短缺，所以现在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怎么发展呢？目前提出五个要点。
第一是航空器与航天器制造。航空器就是飞机，航天器就是卫星。为什么把飞机制造作为现在重点的原因？我们讲大飞机，现在波音每年产量的30%卖给我们，空客是28%卖给我们，我们如果不买他们的飞机，我们自己生产会节省70%的成本，很可惜你生产不出来。同时我们是通用飞机的需求大国。
第二是高铁装备制造。以“复兴号”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高铁知识产权取得了重大突破。高铁装备制造我们成功了，未来市场需求巨大。
第三是核电装备制造。华龙一号，一台机组就能卖300多亿。我们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三代核电装备和第四代核电装备我们都完成，现在不仅在国际上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而且还要进军发达国家，未来市场需求巨大。
第四是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决定用特高压输电技术来改造我们的电网，过去还有争议，因为这个技术一旦使用的话，将成为全国统一电网，世界上没有统一电网，美国现在是以州为单位的电网系统。那么，统一电网会不会有安全性问题？现在逐渐形成共识了，已经决定用它来改造我们电网，所以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成为现代制造业的一个重点。内蒙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第五是现代军工制造。一个是现代船舶制造。我国上升很快，乌克兰认为中国已经超越。另一个重点是航天器。人类社会进入远程制导的新时期，关键是航天，控制了航天就抢占了未来的制高点。
总体来看，目前判断中国结构调整，原来的支柱型产业逐渐将不再作为支柱型产业存在，新的支柱型产业将要起来，归纳就是三个产业方向。战略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未来这三个新的支柱型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将代替原有两大支柱型产业，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正处在这种结构调整期，日子很艰难，我们这个标题是谷底重生，我觉得重生有好多办法，有许多事要做，其中一个就是要完成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完成之后，当然，中国经济将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而且一旦结构调整完成，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将接近发达国家，我们什么东西都能生产出来，将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次谷底重生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未来前途很光明，一旦完成之后，我们的经济结构将进入发达国家序列。对我们来讲，这次谷底重生将不是一般性的重生，而是做更大的调整与颠覆，期待结构性调整对未来经济带来更大的提升。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投放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要素投放的模式已经到头，不可持续了。
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创新驱动有三个层次：一是产品服务的创新。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三是技术创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最难的也是技术创新。
创新基础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法律基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财力基础。需要强大财力支持；三是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不可能有创新。美国之所以能吸纳全世界人才，关键是有最好的实验室。北京提出要建设三大科学城；四是人才基础。核心是将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人才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无限度扩大教育功能的问题很严重，教育仅仅是开发，不能再搞应试教育，一定要因材施教，要让孩子的天赋释放出来。
（三）调整开放战略
过去我们的开放战略两句话：一是扩大出口，二是吸引外资。实际上就是达全球化便车。全球化有两次：一次是1750到1950年，主导方是欧洲列强，西班牙、葡萄牙，他们推动全球化方式就是殖民地，以殖民方式推动全球化。我最近查了一下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被殖民，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没有被欧洲列强殖民呢？因为欧洲人到了日本发现，这个地方只有地震，什么资源都没有，吓跑了，所以没被殖民，其他国家都被殖民过。英国最近首次公布了火烧前的圆明园，全世界惊叹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第一次全球化主要方式就是殖民，战争、暴力，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过去，美国认为是二战最主要的战胜国，所以美国主导了第二次全球化，特点就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第二次全球化特征，殖民地是第一次全球化特征。国际贸易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方式。中国在1978年也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最后的结果现在人们发现，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方，我们后半场才进来的，有很大优势，像打篮球一样，人家筋疲力竭我们上场。1997年我们月收入几百块钱，现在几千块钱。1997年我们没什么高速公路，现在你想想有多少高速公路，现在中国基础设施引领全球。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方，美国是主导国，发现自己是最大的受损方。美国现在连年国债，基础设施越来越陈旧，北美蓝领工人的工资20年没有加一块钱。大家看到全世界都开始反全球化，以美国为主。我前些年去美国碰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跟我聊这次全球化，这次全球化本来是国际贸易为核心，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就是比较优势，什么叫比较优势呢？每个国家搞自己搞的最好的，然后交易，大家获得收益，但是中国加入进来之后你们破坏这种规则，你们中国什么都要搞了现在。一开始你们搞鞋帽、袜子、服装。紧接着搞家电，之后搞汽车，汽车之后搞高铁，高铁之后搞IT，IT之后搞飞机，那我们还搞什么？我们还生产什么？发现中国这种全能的发展，实际上破坏了他们所谓的规则，对我们意见非常之大。
中国之所以什么都搞，因为中国有巨大市场，十三亿人口市场能承载这个问题，所以批评中国你们破坏了规则。去年美国大选，我一直判断一定是特朗普上台，因为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思潮。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判断第三次全球化，第三次全球化就是全球配制资源，不是国际贸易了。技术、资本在全球配制。因为一旦转向全球配制资源的话，大家将会利益共享，中国现在到美国建玻璃厂，给美国出口玻璃的话，一定是美国受损。但是我们建玻璃厂怎么办呢，美国有税收了，就有就业了，我们有资本回报。我们应对这一条，提到巨大决策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等于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制经济发展空间，不是简单的、一般的问题。
我们在全球要配制自己经济发展空间，所以提出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论坛刚刚开始欧美日抵触，但后来都来了。你来或不来，我们都要干！大家看成果非常丰厚。实际上未来中国发展将产生一个新的机遇和空间，等于在国际范围内，给中国重新找所谓生长的空间配制。
“一带一路”状态你们会感觉到，标志着中国开始配制自己国际发展空间，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主体，估计2030年成为实际第一大经济主体，你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一定是全球资源，而不是中国简单的问题，所以“一带一路”率先启动，中国2018年办第二次“一带一路”论坛，也就是我们整个国际增长空间的重要举措。你们中央企业的要研究这个问题，去一带一路沿线去看看。但是走出去，一定改变原来思维模式，要积极应对风险。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周年。我们今天的改革，必须面对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哪些问题最为尖锐就改革哪里。
一是产权保护问题有待进一步落实。历经改革发展，人们都从无产者为有产者，这就是现实。大家都会担心财富安全问题，怎么让大家放心，保护产权的改革就非常必要。去年出台了保护产权的决定，恰好碰到温州房产20年到期，大家都很着急。温州有批房子20年期限到了，国土资源部回复“两不两正常”。“两不”是不用再申请延长期，不用再交所谓的土地出让金。
“两正常”是正常登记，正常交易。所以房产在70年到期以后还是你的，连土地出让金都不用交。因为温州事件代表了全国未来的方向，要保护产权，所以在保护产权方面可能会陆续出台一些办法。虽然文件没有讲取消原罪的问题，但实际上就是既往不咎。所以，中共中央去年12月份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产权的若干决定》。今年的两会推出民法总则，都是围绕保护个人财产做法律上的准备。过去没法可依，现在有法可依了。
二是提高信任度，加强简政放权的改革。第一个向社会放权。把更多权利开放给民间组织，实现自我治理。第二个向市场放权。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一律不管，交给市场去解决。
第三个向企业放权。凡是企业自己能完成的事，交给企业自己去完成。40年主要是推动市场化方向，市场化核心阶层是企业家。怎么保护和发扬企业家精神，是十九大前最后一个重要文件。民营企业则面临提升的问题，要引导民营企业家正确对待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人。企业家都有两个责任：一个是社会责任，包括为公众提供产品服务、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公益、为环境提供保护等四个方面；另一个是道义责任。
三是生态文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发展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整个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生态文明改革刻不容缓。企业要不断提升自身在环境和生态方面的标准，建立新竞争环境下的生态优势。在城市建设上，也将以智慧生态作为标准。比如雄安新区的建设就是自下而上，先规划地下所有资源，再做地上的城市建设。
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直在改革之中，走到今天应该有一个定论。其实已经知道核心问题在哪里。国有经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群体。改革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有没有决心。最近从国务院国资委肖亚庆主任的多次表态来看，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和措施，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会有所推动。
作者：魏杰，清华大学经济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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