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民国年间绥江匪患综述 记忆绥江∥-我家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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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江幅员狭大后寿寿花小，建县亦迟，但解放前匪盗残民，从无宁日。仅就满清、民国之有史料可査者（包括乱兵抢劫）列举如下：雍正年间，“县境设巡检署，命盗案件难以治理，不得不增设分防，相验缉拿”（见《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绥江县沿革（上）》。咸丰八年，“土匪闹副”（嘉庆《永善县志卷二?秩官）。咸丰十年，“以青莲教之名，啸聚千人，窃据后坝口，进逼县城”（见《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张舒扬?大事记?青莲教之役》）。
光绪中，“川省匪盗蜂起，波及县境，牵抢、烧、杀案件，层出不穷”（《云南省绥江县县志至尊鸿蒙?大事记?绥江县沿革（下）》。光绪后期，“盗匪日炽，四乡牵抢案渐多”（《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团务沿革》）。光绪末，“川岸更匪盗如林，商旅裹足”（《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城市变迁》）。 宣统元年，绥江“地邻川滇，匪盗日炽”（（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团务沿革》）。宣统三年，“川路事起，土匪窃发”（《云南省绥江县县志?人物?熊祖颐》）。 宣统三年九月，县境“各乡抢劫瑞蓝二号，日夜不绝”（《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团务沿革》）。辛亥年秋，“同志会良莠复杂，大肆抢劫，吾绥伏莽潜滋，岌岌不保＂（《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辛亥革命之役》）。民国元年二月，“国民军管带李友仲率部驻绥，大肆横暴”，“纵部殃民，稍有沸意，辙遭杀戮”（《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辛亥革命之役》）。 民国四年，绥城名儒赵镜涵“家遭匪劫”（见赵曼生《追怀先父赵镜涵》）。民国六年春，川军“火烧新滩场”，“进城大肆搜劫，附城五里之内，均如水洗，损失不可数计”，“未及半月，溃败之招安军逼粮索饷，自由征发李重甲，四出抢劫，备受蹂躏，如是者三月余”（《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民六之役》）。 民国六年十二月，“川匪覃小楼劫城”（《云南省绥红县志超pp连连看?人物传?锺灵》）。 民国七年，“匪焰正炽”又“邑有匪首某在川省纠集匪党多人，密谋劫绥”（《云南省绥江县县志?人物?李干橹》）。民国十四年春，全县“兵匪频仍，蹂躏备至”，学王严化校“破坏兹大”（《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文庙、关岳庙、文昌宫沿革》）。民国十四年夏，川军陈洪范师潰部退经绥境，“大肆劫掠，城乡骚然”，“闯入民宅小林绿子，任意搜索，前后十ー日”，尤其是被拉去之民夫周鸿儒，刘嘉楠遭枪杀而“未获生还者230余名”（《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民十四之役》）。 民国十四年秋，唐怀源定滇军溃部进城，“各地昼夜拉肥，肆无忌惮”，“先后半月中，三十里内男女大小不敢家居”赵越天。“是役为时月余，烧杀、虏掠，不下千家”（《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民十四之役》）。
民国十七年春，匪首王凤山勾结另一匪首张尔斋率匪徒数百人，由新市来绥“沿途焚掠”，入城后“烧房屋百余间，被杀数十人，财物损失更无论矣”（《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民十六、十七、十八之役》）。赵曼生《追怀先父赵镜涵》一文提及另一次匪患“大股土匪侵占县城，窃据达九昼夜，大肆抢劫，我家城内住房悉被焚毁”。笔者走访当年知情者，说就是王凤山进城的同一浩劫。
民国十八年四月，“其时兵荒，匪患频繁”（《云南省绥江县县志?人物?锺灵》）。民国十九年四月，“发生劫城暗潮，岌岌不可终日”，巨匪黄老五弟兄十余人率红灯教徒数百攻城，“先劫监狱，后劫财物”（《云南省绥江县县志?大事记?红灯教之役》）。
后坝悦来馆
咸丰十年（1860年），青莲教匪徒千人攻占凌悦来宅盘踞四日。（赵旭良 摄）
走访县城八、九十岁老人得知：清末到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十年间，绥江或为败兵蹂躏，或为土匪抢劫，或牵抢富绅，或洗劫全城，兵去匪来，抢案几乎日有所闻，城乡常是一夕数惊。所谓“兵困于城，匪困于乡，农悲于野重生豪门淑媛，商泣于途”，殆非虚语。特别是老人们谈到民国八年白毛猪儿绑架吕庆书，民国十九年扁担花王老五于四乡抢物残民，一九二八年王凤山洗劫绥江等匪案，个个都无不恨得咬牙切齿，骂语连连。
抗日战争期间，匪情有一定变化。前些时候，绥江政府确实做过一些削弱匪势的工作，县长李干橹“擒贼擒王”，杀过股匪的威风；县长李顺祺决办从快，重典严刑，接连枪毙过几个匪首，再加上军阀混战停止，全民奋起抗日，匪的大股有所分化，小股亦有收敛。然化整为零，手段翻新。例如新滩镇镇长张少尧一向支匪放匪，坐地分赃。原来他手下有一批估吃霸赊，提着脑壳耍的弟兄伙，在此路过的商旅由他撒鹰撵兔，谋财害命。尔后范群侦，他又兴起“保商”的名堂成学迅。“保商队”其实就是他提劲打把、抓拿骗吃的脚爪；保商费你不敢不给憨八龟主题曲，交了烟土或银子也往往照样保不到险。当面还说些“不怕得文强口述自传，你尽管走”的话，等你走到马桑湾，黑松林钻出来的李鬼就把你毛了。旦凡上为悬崖下为恶水，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去处，就有几人一伙的匪棚。匪棚的头目由强悍的匪徒充之，因而为当头目的明争暗斗“取而代之”的事时有发生，匪势也由此而有所削弱。
九步岩（王德才 摄）
老人们说，解放前一出绥江城，就有卡房、九步岩、马桑湾、牛屎岩等险恶地段。单说这牛屎岩深沟横路，高草丛生，土匪们把客伙杀了，就轻易地钻进马耳杆茏茏或灌木丛，逃得无影无踪，因而被人称为“杀人沟”。卡房也是个呼天不应、叫地无声，匪徒轻易就可置人于死地的绝处。传说一九四0年刘荣华之母从宜宾购得白银数锭，意欲赚钱维生，殊知刚上卡房隘口就遭匪的暗算。实际，岂止上述四个地方オ易出事，石柱岗、小溪沟也都几次出过人财两丢的案子。至于火盆顶到向家坝一带，土匪常干截船抢人的事。向家坝有个匪首叫杜克林，手下二三十人，二三十条枪，对驶经河中上下的木船，他几爷子老远就”嘣、嘣”，枪响弹发，谁的船敢不靠岸，把船上值钱财货抢个罄尽，船上主客还得笑脸相送。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朱矮子”（已被招安当了营长的匪首）弁兵押船，只要远远打声招呼就逍遥过关卦象查询表。
在绥江的山旮老林，谋财害命的抢案又有新招。《云南省绥江县县志》记载了“重岗念四，分划边疆、伏莽潜滋，防止宜严”的二十四岗。这里特别要说伏莽潜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林深树密，土匪易匿易逃。老人们讲到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就是“钩钩刀”谋财害命。在林间或岩畔猛见手持钩钩刀的人徐梦璇，估谙不易对付你，你又盘问，他便正二八经说是割草；而候你不备，却会猛一头从背后割断你的颈子，抢走了钱。这里还会出现一种蒙面人，陡然从阴森蓊郁的黑林里窜出来，猛地用帕子勒住对方颈子，搜尽钱财绑人于树，然后溜之大吉。被绑者或有好人相救获得生还；或竟三五天无人过路，不是饿死、便是渴死、冻死，或被野兽相互争食而死，却非什么罕见奇闻。曾有永善桧溪一位老人为笔者转述他亲眼目睹悬附在林中树干上的白骨，说话之间脸色犹显出几分余怕。
二十四岗林海（马志明 摄）
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社会愈益动乱，宵小纷出，盗匪遍地，连堂堂皇皇“县太爷”驻地的碾子弯都抢案偶出。黑更半夜里蔡继伦，过路人被不法之徒一把石灰一根棒棒毛了，也没人敢于出来过问，歹人自然逃之夭夭、逍遥法外了。当时附近一位姓刘的私塾老师就曾吟过“老巫六十无所求，闲伴汶溪听水流。此处豺狼当道日，黄叶飘来怕打头”的诗，倾述了他乱世怕匪的凄凉心境。
临近绥江解放的半年多时间，绥城附近罂粟花开遍地，绥城市面黑白交易公行。匪们为抢占种烟地盘演出了狗咬狗的把戏。四九年八月匪首杨晓帆勾结四川土匪，冀图干掉匪首吴芝和而攻占板栗坪，之后到处洗劫，黎民百姓大遭其映。八月底，国民党七十二军二三三师派一伙匪兵潜来绥江，穷凶极恶地搜捕革命青年，闹得人心惶惶，阴风惨惨。五0年一月，意在与解放军为敌的永善龙奎垣扯起“西南人民革命军”的旗号，派其九总队队长朱勇率百余人枪进驻绥江，为非作歹，骚扰城乡。
在绥江解放前夕的半年多，危害最大，最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七十二军叛匪陈超及其近五千多名匪兵组成的匪帮。一九四九年十ニ月底，陈匪率部窜扰绥江三天，又于ー九五0年四月十八日拂晓亲率主力匪军攻打并占领了县城，在盘踞县城及滇川接壤的一些地区，烧、杀、抢、奸，无所不为，城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当年七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和勇气，对匪穷追猛打，才予这个匪帮以毁灭性打击，也才彻底铲除了土匪这个长期为患绥江的毒瘤邓贵大。
脚板岩邓家院子弹痕
这是1949年，中央军233师到永善“剿土共”，返途中抓捕开明绅士邓鼎中先生时留下的弹痕。
（邓元光 摄）
作者简介
朱明先（1925.9——2007.8），男，副乳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绥江文史学者、绥江一中教师，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注重绥江文史资料收集、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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